那只老背篓，篾条早被岁月磨得油亮光滑，边角处残留着经年累月磕碰的印痕。它背过山风，背过烈日，背过四季的辛劳与收获。然而，我最刻骨的记忆，并非它背负的农事的重量，而是两段紧紧相依的生命旅程。
　　那年春天，我读小学二年级。放学路上，路边土堆上的小洞让我眼睛一亮。我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用一根枯草秆轻轻搅动，嘴里念着：“鹿鹿鹿鹿倒退，不开前门开后门……”果然，一种黄褐色、顶着触角的小虫倒退着爬出来，被我捉在手心。我不知道的是，这被我唤作“鹿鹿”的小虫，真名叫地牯牛，有剧毒。暮色四合，我急匆匆赶回家，悄悄把手心里的“鹿鹿”种在厦房檐下的细土里，盼着它们安家。
　　晚饭后，右脚踝猛地刺痛起来，随即红肿。母亲慌忙用盐水擦洗，疼痛稍缓，肿胀却越来越凶。后半夜，右脚如同发酵过头的面团，高高隆起，失了形状。
　　这突如其来的怪病让父母惊慌失措。凌晨四五点，我朦胧中看见母亲眼眶里噙着泪，父亲的烟斗在炕沿上明明灭灭。天微亮，父亲在背篓里垫上厚厚的麦草，铺上旧床单，小心地将我放进去。他背起我，踏上从空山通往县城的山路。天色混沌，山路蜿蜒如蛇，父亲的背上洇出一块块汗渍凝成的盐霜。仲春的石鸠河瘦得像根丝带，河床大片裸露，龟裂如大地干渴的唇。两边山峦挤迫着狭窄的天空，仿佛要将我们父子夹成这河上漂浮的微尘。父亲背着我，翻过黄沙岭，到了县城的医院。
　　化验、拍片，诊断是右足蜂窝织炎，医生给开了些消炎药和一瓶酒精。父亲又用背篓背起我，踏上归途。
　　夕阳把父亲的背影投在黄沙岭的土路上。路边的马坡泉在暮霭中泛着银光，清冽的水声召唤着归人。卸下背篓时，父亲干涸的喉咙艰难滚动。他将我轻轻放在泉边，粗糙的大手递过母亲缝在布袋里的锅盔馍。山泉冰凉漫过指尖，我看见父亲额角渗出盐霜般的汗粒，浸透的蓝布衫下，背篓勒出的红印如年轮深陷。他咬开硬馍，碎屑簌簌掉落，像秋风扫下的枯叶……
　　母亲一遍遍用酒精擦拭我肿胀的脚，一个多月过去了，那钻心的痛楚却像生了根，不见丝毫松动。父亲蹲在门槛边，沉默地抽完一袋水烟，一言不发地背起那个老背篓，向板桥镇走去——那里住着老中医“如意爷爷”。
　　这已是最后的希望。此前，父亲背着我翻山越岭去县城的另一家医院。医生建议做截肢手术，母亲坚决摇头，毅然带着我出院。绝望中，辗转寻到板桥镇这位“如意爷爷”。
　　老屋昏暗，弥漫着草药苦涩的气息。如意爷爷取出一只粗瓷碗，放在炭火上烧，碗壁由青白渐渐灼成骇人的暗红。突然，他钳起那烧得通红的瓷碗，猛地朝地上一摔。“哗啦——”刺耳的碎裂声炸开，瓷片四溅！他迅速捡起一片边缘锋利的残片，未及反应，那滚烫的瓷刃已抵上我鼓胀发亮、紧绷的脚背！
　　“哧啦——”
　　撕裂皮肉的剧痛猛地炸开！我眼前发黑，喉咙里爆出嘶嚎。殷红的血水争先恐后地从翻开的皮肉中涌出，顺着脚背蜿蜒滴落。父亲布满厚茧的大手死死捂在我嘴上，几乎令我窒息，可那掌心的肌肉，连同他整个臂膀，都在剧烈地、无法抑制地抖动。紧接着，几滴滚烫的液体毫无预兆地砸在我脸颊上——那不是汗！是父亲那从不示人的、滚烫的泪。
　　一个月后，我奇迹般地好了。回到王沟小学，重新融入伙伴们久违的欢声笑语中。
　　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我大学毕业后，分配到县城的医院。第二年春天，父亲突然病倒了，我背着父亲在医院各个科室做检查。终于，CT片上右肺的那团阴影无情地宣告了一个残酷的事实——父亲患上了不治之症。
　　住院一个多月，我们竭尽全力与死神抢夺，父亲却坚决地放弃治疗。母亲也盼着他能回到熟悉的家，在老屋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。无奈之下，我将父亲送回了家。
　　之后的三个多月里，我无数次穿梭于医院与老屋之间。每一次回家，我都背负重物：父亲爱吃的食物、维系生命的营养液。我扛着它们，坐上通往龙王庙的车，到了乡政府，取出寄存于此的老背篓——正是父亲当年背我的那个。沿着那条山路，把这些沉甸甸的希望背回家。
　　那天刚进家门，我急急递上一块背回来的西瓜。父亲已无力说话，示意让我吃。给他续上点滴后，我打来一盆热水，为他洗脚。父亲被病魔折磨得扭曲的脸上挂着淡淡微笑，他费力地抬手摸了摸我的头。那一刻，我心如刀绞，泣不成声。三天后，父亲走了。
　　几十年光阴转瞬即逝，每当忆起父亲，那个老背篓便清晰地浮现眼前。这篾条编就的老背篓，它承载了泥土的厚重，也编织了生命的韧性；它烙印着山路的坎坷，更铭刻着血脉深处那如山般厚重的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