哀乐低回，白花静默，本是生者与逝者最后告别的庄严时刻，是寄托无尽哀思的肃穆空间。然而，放眼当下，一种畸变的丧葬风气正悄然蔓延：灵堂之外，喧闹的歌舞表演、插科打诨的杂耍、震耳欲聋的现代音响竞相登场，悲戚的追思会被扭曲成一场肤浅的“文艺汇演”，一家之丧事，几近沦为全村之“联欢”。这光怪陆离的景象，不仅亵渎了生命的尊严，更折射出部分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迷失与价值错位。我们必须高度警惕，莫让丧事的“娱乐化”蚕食了慎终追远的伦理根基。

这股“丧事娱乐化”的歪风，并非无源之水，其背后是复杂的社会心理与经济驱动在作祟。其一，它是“面子竞争”异化的产物。在攀比心理的驱使下，丧事的排场大小、表演节目的多寡与“新奇”，被扭曲为衡量子女孝心、家族实力的标尺，似乎唯有如此“热闹风光”，才能让主家“脸上有光”。这使得本应内敛、私密的哀悼行为，异化成了一场对外的“合规性表演”，真情实感在喧嚣中消散殆尽。其二，它是传统仪式感失落后的“替代性补偿”。随着社会变迁，乡村共同体意识逐渐淡化，许多蕴含深厚人文关怀的传统丧仪逐渐简化或失传，其原有的凝聚社群、安抚心灵的功能被削弱。当内在的哀思缺乏庄重、得体的表达形式时，便容易滑向以外在的、强刺激的热闹来填充精神的空场，甚至不自觉地用娱乐来冲淡对死亡的原始恐惧与深沉悲伤。其三，则是相关商业链条的推波助澜。一些表演团体瞄准了其中的“商机”，极力推销各种与丧葬氛围格格不入的节目，进一步加剧了风气的败坏。

丧事娱乐化的危害是深远且多层次的，它像一种慢性毒药，侵蚀着乡村文明的肌体，亵渎了生命的神圣与逝者的尊严。当灵堂变成戏台，当哭声被笑声淹没，对逝者的最后送别便失去了应有的庄严与真诚，这是对生命本身的不敬，也是对丧主家庭情感的隐形伤害。最为致命的是，它扭曲了乡村社会的价值导向和文化生态，加重了群众的经济与精神负担。当喧闹取代肃穆、滑稽冲淡哀思，长此以往，必将导致年轻一代对传统孝道文化和生命敬畏感的集体淡漠。试想，一个在丧礼上都能“娱乐至死”的社群，其精神世界的贫瘠与价值坐标的混乱，令人警醒。

死亡是需要敬畏的，哀悼是需要安静的。呼唤一场“守正创新”的移风易俗，才能让哀悼回归本真。要鼓励民众摒弃虚荣攀比，将重心从“身后排场”转移到“生前尽孝”上。村“两委”、红白理事会应切实负起责任，将“反对丧事铺张浪费、抵制低俗表演”等内容明确纳入村规民约，并建立必要的约束机制。党员干部、乡村贤达更应带头示范，以文明节俭的丧葬实践引领新风尚，让悼念仪式重新成为承载情感、教化乡里的重要载体。要通过多种渠道，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生命观，理解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，哀悼是正常的情感过程，无需用娱乐来掩饰或逃避，更不能热衷于表面的热闹与浮华。

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丧葬文化是一面映照世道人心的镜子。莫让嘈杂的锣鼓，惊扰了逝者的安息；莫让轻浮的歌舞，模糊了哀悼的初衷。当我们告别至亲，愿每一处灵堂都能回归那份应有的静穆与庄严，让哀思在宁静中沉淀，让记忆在缅怀中升华。唯有让生命的终点保有最后的体面与尊严，生者才能在真诚的告别中获得心灵的慰藉与前行的力量。